“我去”
“老刘真是人才啊，说的好有道理啊”
“没想到本太子既赚了银子，又养活了怎么多人，让这几十万，不，几百万人都跟着过了不错的日子啊。”
“对嘛，这才是治国之道嘛，让更多的黎民老百姓过更好的生活，这才是治国之道，至于什么仁啊、德啊，都是瞎几把扯淡，只会喊空口号，却是让人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实际的东西。”
朱厚照听完刘晋的话，小眼睛顿时就眯成了缝，不断的点头，说的好啊，说的好，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之中竟然做了如此多的好事，造福了几百万人。
至于王守仁，此时脑袋也是嗡嗡的。
他总觉得刘晋哪里说的不对，可是却始终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话来。
刘晋以数据来说话，多少个工厂、作坊，有多少的工人，每个月有多少的月钱，让多少的家庭跟着收益，这说服力杠杠的，比用什么君啊、臣啊、仁义道德啊之类的空话有说服力多了。
同时隐隐之间，王守仁有觉得刘晋的话没有错，为君治国之道确实是不应该仅仅只是在庙堂之喊喊口号，更多的应该是深入到底层，了解清楚老百姓的需求，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过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一种说法，非常的简单，虽然没有像他们儒家传统总结凝练出来的语言那样漂亮，但却话糙理不糙，暗含深刻的道理。
如果王守仁是传统的读书人，书呆子，肯定会立即反驳刘晋，但是王守仁偏偏是以为善于思考，又善于发现和探索的人，任何的东西，他都会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又觉得刘晋说的没错。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边，刘晋又开口说话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谁当皇帝，也不是谁来治国，他最关心的是自己和家人能不能填饱肚子，能不能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
“王兄你家境优越，父亲是状元公，从小都不用会衣食的事情烦恼，自然是无法理解普通老百姓的苦难。”
“我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全靠我母亲一人将我拉扯长大，供我读书，所以我很清楚，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简单通俗的来说，为君治国之道都是在于如何让百姓过好日子，这些百姓不仅仅是读书人口中的士大夫，也不仅仅是地主，而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是农民、是工匠、是军户，他们才是水，水能够载舟，亦可覆舟。”
“治国也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治的，读书人讲究大义，什么对老百姓要仁，要德，这当然没有错，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思考，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该如何治国。”
刘晋缓缓的开口，开始给两人讲一讲后世普遍盛行的经济论。
后世的世界各国最关系的就是经济，因为经济好不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好，失业人数少，大家的收入年年有增长，老百姓的日子自然有盼头。
这经济不好，实业人数多，收入降低，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归根结底来说，其实还是经济的问题。
经济好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就少，经济不好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就多，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大家根本就很难理解，这治国和经济有什么关系？
国家好的时候应该是君王勤政爱民，勤俭节约，亲贤臣远小人，最好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才是最好的时候。
国家不好的时候，基本都是和君王残暴、穷奢极欲、国有奸佞之类的分不开，反正简单的来说那就是国家兴旺是因为皇帝亲近他们读书人和文臣，国家衰亡是因为君王不好，亲近小人，不重用他们读书人。
总是笔杆子在读书人的手中，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是他们读书人的错，错也是错在君王，错在小人的身。
所以这为君治国之道和什么经济，和什么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毕竟老百姓的是愚昧无知的，是可以不用在乎的。
“…这银子放在地窖里面，它有什么用？”
“它什么用没有，既不能吃，也不能用来穿，这银子的作用就是用来花，这银子只有花出钱了，它就能够带动消费，有消费了，自然是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工作，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刘晋讲的有些口干舌燥，也是讲的比较乱。
不过朱厚照和王守仁大体也是多少听懂了刘晋所讲的一些后世的经济学的内容和道理。
“我们朝廷没钱，一年的税银也不过才不到五百万两（增加了哈，办盐场一年都要缴纳两百万两白银的税银），但是在我们大明的地下埋藏的银子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银子对我们大明起到什么作用了吗？”
“没有，它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只是一些疙瘩，被埋在了地窖里面，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没有一丝的作用。”
“…所以，我和殿下创办这些产业，谈论如何赚钱，我们自己是谋取了利益，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是在为大明做贡献。”
“普通老百姓可以做工，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一家人，朝廷能够从我们的麾下的产业征收到税银，朝廷也有了银子，可以办更多的事情，比如办更多的学校，加强边镇建设，还可以给大家增加薪俸什么的。”
“还有因为我们办产业，大家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