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魏公公雄心勃勃要一展他的技术时，海军将领们则面色古怪。
只是，公公那摩拳擦掌的样子，令得海军将领们实在是不敢上前给公公浇盆冷水。
事实上，公公从京师带来的那些火器，海军将领们都见过，但除了地雷和以个别火器外，其余的东西在这些将领眼里可用四个字形容——“华而不实”。
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魏公公能够从军器监一次购来这么多的火器，原因就在于军中根本不待见这些东西。
有些火器的设计理念是很不错的，但用于具体作战时，总是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能保证发射效果，有很多火器用出去后根本飞不到敌船，半路就歇火掉下海。
这还是轻的，有些有严重质量的火器，甚至会飞的好好的，突然转向飞向自家船只。
露梁海战中，就是因为别的船将火器误投到了邓子龙的船中，导致邓子龙座舰起火，日军趁机反扑近船跳帮肉搏，邓子龙率部力战而亡，前来救援的朝鲜将领李舜臣也因此阵亡。
所以，哪怕国内生产了如此多的火器，但在真正的海战中，明朝水师是不愿意或很少使用那些国内发明的“新式火器”的，他们主要的战斗模式还是近船以火铳对射和肉搏夺船为主，炮击都是次要的。
露梁海战时，中日朝三军便是于露梁海上演了一场肉搏大战，而非魏公公以为的海上大炮击。
这种战斗模式在没有魏公公的历史中，至少还要持续一百年。
包括郑氏水军攻打台湾之役及日后的明郑和满清的澎湖海战，都是纯海上肉搏模式。
以近战为主。
这也是为何郑氏水军在攻打台湾之役时迟迟不能封锁台湾，导致荷兰人的炮船依旧还能在台湾海域自由行动的缘故。
因为，明郑的战船速度没有荷兰人的快，而荷兰人虽然船少兵少，但他们不和郑军纠缠，更不会和郑军死拼。
客观说，明朝对于火器的研制其实是走在正道上的，就拿公公搞来的那些新式火器而言，无一不是导弹和火箭的前身，且做到了“sān_jí助推”这个概念，水雷也做的很好，但毕竟受限于科技，且突然亡国，使得火器正规化半道夭折，最后多半就成了鞑靼人笑话的存在。
不然，很难说导弹这个东西是不是由中国最新研制出来。
…….
水师不愿意使用兵仗局的“发明”，自然导致军器监大量积压存货，不懂行的魏公公一头扎了进来，一见这位人傻钱多，急于清仓回本的军器监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向魏公公推销，把他当冤大头宰了。
魏公公自己呢，却是沾沾自喜，想着质量不好，就以数量取胜，谁让他自个没有创新生产能力呢。
当然，也可以说魏公公是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为大明军队改制探索，摸石头先过河。
不行不要紧，关键是要试嘛，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再说钱花了，没理由不用啊。
不用这些新式火器，你海军敢保证把那六条船给咱家留下来么！
你们做不到，就不能嘲笑咱家的创新！
具体负责公公新式战法的就是他老人家的亲兵营。
这次随海军一起行动的陆军就两个营，一是以倭人为主的亲卫营，一是从海军抽调官兵组成的陆战营。
其余步兵诸营，包括公公的家乡子弟兵们，都没有随军。
原因嘛，用屁股都能想得到——晕船呗。
江上作战和海上作战完全是两码事，没有经过海战训练，大半甚至无法做到在海船上呆上半天的官兵，将他们带出来跟人打仗，未免太儿戏了点。
亲卫营和陆战营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前者是以倭兵为主，本身也算是海军，后者更是老水师，二者不存在晕船问题。
当下，几个陆军营头正在吴淞港，由郑铎和伍福铭负责，在海军留守支队的配合下，进行海战的训练。
训练的要点就是三个字——不晕船。
公公注意到了海军将领脸上的古怪之色，他知道，这些家伙肯定是在嘲笑他老人家的异想天开。
公公没有说什么，他清楚，这些人一定见识过这些新式火器，不然不会有这种神情。
说实在的，他老人家心里也打鼓。
能不能让他老人家脸上有面，就看大岛和安国寺他们了。
公公朝小田点了点头，小田躬身哈依一声，然后走到船首，将一面三角红旗奋力挥舞起来。又有两名亲卫奋力吹响号角，号声和军中通常的号声有区别，三长两短，很急促。
海军这边也根据魏公公的要求做出部署调整，各船紧紧咬住逃跑的穿山千户所六船。
带领部下在一艘铜绞舫中的安国寺收到主公座舰信号后，立即命部下将舱中的四具火龙炮抬了出来。
之所以是抬，而不是推，是因为这火龙炮并没有轮子和炮架，重达一百余斤，形长，首为龙头模样，故又名“火龙出水”。
龙头下面，龙尾两侧，各装一个半斤重的火药桶，将四个火箭引信汇总一起，并与火龙腹内火箭引信相连。水战时，面对敌舰，离水面三四尺处，点燃安装在龙身上的四支火药桶，为第一级火箭，能推动火龙飞行达二三里远，待第一级火箭燃烧完毕，就自动引燃龙腹内的火箭，为第二级火箭。从龙口射出数只火箭，直达目标，致使敌船起火燃烧。
使用火龙炮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离敌船较近，以保证火龙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