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