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法家就不那么识趣了，法家说你皇帝也一样，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鱼虾而已。你能统治国家仅仅是因为你生得好，听到这你一定气晕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时时念着法律的紧箍咒，说法律不能随意修改，无论你高兴与否都要按法律办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办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为，朝野上下都将你奉若神明，天天万岁喊着，好东西供着，放个屁都能被当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还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头顶上还悬着把法律的利剑，说不定哪天就会将你罢免。如此答案就简单了，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选儒家的多，选法家的少的原因。
赵昺学了这么多年的儒术，清楚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使社会与民众有了高远的目标。但作为治国之策却有着不足之处，其是性善论的理想主义者，是以至圣先师的言论作为行事的标准，把道德作为法律使用，也是引礼入法。
但是道德太过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车上必须给老幼让座，否则杀头，可是标准太高，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于是伪善盛行，贿赂公行。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治下除了伪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贿赂公行。所以赵昺以为儒家只能作为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却不是治国之术。而历代历代也是儒法之道杂行之，兴兵建国时实多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过赵昺却尴尬了，他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经验，于是参照自己前世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部众，反倒暗合了循名责实的法治基础，使帅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尽心尽责的行事作风。可随着行朝的迁入，又把以儒治国的制度带到了琼州，虽然他也进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彻底实施，自己恐怕也装不下去了。
所以说赵昺今天受了点腌臜气实是自找的，但是作为儒法治国的最大受益者，这点气不高兴也得受着。好在他坚持以法治军，没有让其波及军中，而潜邸旧属仍然保持着令行禁止的习惯，得以给自己找回点儿面子，也给了那些不安分的家伙些警告，这比之罚点俸禄要管用。
准确的说赵昺今天是在生魏天中的气，也是在生自己的气。他发现人在私利和群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真的很难，虽然有身不由己无奈，无力改变的痛苦，但仍然让他的内心颇受煎熬，感到彷徨无助。大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概，可更多的是负罪感……
不过赵昺这次临安城之行也没白去，次日的晨会陆秀夫已经下令开始清理宗阳宫周围的住户，并扩建真圣宫以便将北宫中的各路神仙都‘请’到那里去安身。而魏天中也协助调集修复所需的材料，收集从宫中流散的御用之物，以备所需；同时开始调集工匠整修太庙，打造仪仗。礼部则呈上入城典礼的行程安排，及细节清单。
赵昺阅后照准，而他当前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扩军，此时宋军除了留守琼州的第十步兵师，已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要守护漫长的长江防线，镇守收复的各州府，紧靠这十多万兵力是肯定不够的。如今除了筹建内河水军和征募十万新兵外，他仍觉不足以填补空缺。
现在赵孟锦所领的四个师已经兵至江州，全部收复了长江下游各个重镇，就地转入防御，他下旨任命赵孟锦为江南东路制置使，负责建康至江州的防御江防及州府的守备。第一师驻扎建康，以陈凤林为镇抚使；第二师驻芜湖，以刘志学为镇抚使；第三师驻扎于池州，以庄思齐为镇抚使；第四师驻扎在江州，以孙恺为镇抚使；五师暂留绍兴，以冉安国为镇抚使。
当然凭借这点兵力是难以守护这么大的地盘的，赵昺下旨以各师为基础，将团扩编为师，団属炮兵营扩编炮团。然后整编成为一个军，下辖三个步兵师，军属辎重团、警卫团和骑兵团、炮团和一个斥候营。各军继承原有番号，下属各师改成一零一师、一零二师及一零三师，各军皆是以此类推。而第十师现在琼州，可先行参与整编，其余各师在战事结束后照此办理。
如此一来，每军辖兵力近四万人，可增加兵力三十万人，禁军兵力可达五十万。而考虑到来日的复国之战，还需组建二线兵团，平时镇戍各地，战时作为后备力量，按照惯例仍成为厢军。不过暂时限于财力，暂时只能列入计划，待战事告一段落，形势稍缓后开始组建。
赵昺知道这种外重内轻的兵力布置是十分欠妥的，一旦内部有事发生，就不得不抽调禁军前往镇压。因而现在只能着令各地方州府先行组建乡军，由他们负责地方治安，缉盗平叛。另外的措施就是尽快实施新政，安抚民心，清除蒙元残余势力和汉奸，消除不稳定因素。
大规模的扩军带来的是对武器和军资的大量需求，赵昺知道仅凭都作院和匠作司的力量是难以保证供应的，他只能一边扩大匠作司的规模，增加各式火器的产量，一边将些辅助的盔甲和器仗交由民间作坊生产，以便能保证所需。不过又使得财政支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