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毕竟主持过两次科举了，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应该说早有传承。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考进士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全称为“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且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对古代的科举，赵昺也不得不苦笑，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文风行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
而对八股文的批判，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科目的设置太过偏颇，科举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过增减，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宋徽宗爱好书法，他老人家就弄了个书画科。发展到后期，只剩下明经和进士科，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在赵昺看来，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当个老师还行，可也就能教孩子们认认字，讲讲做人的道理，估计数学都教不了。这也导致他在琼州开科后，不得不又将他们都送到国子监进行再教育，由些老吏给他们讲讲如何当官，怎么治民，否则直接外放，怕是又多几个百嘛不懂的白吃饭的。
此外，赵昺认为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多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说难听点儿就是为了做官，获得权势。这也是为何士子们为何都奔着进士科而去，因为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但是赵昺作为后世来客，早就清楚的认识道社会要发展却不只是需要多少官员参与管理，而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创新。靠着吟诗作赋和写几篇文章上位的官员是不行的，他们不懂的如何铺桥修路，不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开渠挖河，也不能造出先进的机械，而是需要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去做，可是他们却被当下的选拔制度堵死了门路。
要改变这种状态，赵昺明白要从制度上解决，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一些‘小’学科倾斜。可在当前科学发展十分落后的阶段，也不能指望像后世一样那样详细分科，但他也希望将些基础学科添加进科举考试当中去，从中选拔出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技术性官员。
赵昺当然是希望仿造现代的教育制度，从众多的士子中选拔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进行学习，以求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再由国家授予相应的官职。不过在当前社会观念和条件下想要进行变革将是十分困难，也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当下江南已经十余年没有开科，积累了大量的士子，而自己骤然改变科考的内容和录取方式，那些学了多年经史的士子们十年寒窗等于做了无用功，不闹事才怪呢！但是赵昺觉得再难也必须做出变革，应该在此次科举中增加些小类别的科目，比如算学，这是一切技术发展的基础学科。此外还有医学，虽然大宋已经有了医士的选拔和培养制度，可还很不够，应该提高到国家的层面，而不是只由太医院主持。
再有对国子监也要做出改革，不应该只作为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来看待，却应办成一所再教育机构，对那些经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进行培训，然后根据他们的擅长分别进行再学习后才能授官，而非稀里糊涂的分到各处当官，那样既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造就一群碌碌无为的庸官。